查看原文
其他

万毅:我受彭德怀冤案株连的前前后后

万毅 千山老余
2024-09-15



万毅,开国中将,曾任国防科委副主任、总后顾问、中顾委委员等职。庐山会议后受彭德怀错案株连,被撤销党内外职务,下放陕西劳动,1979年平反。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作者:万毅● 苏联突然停止向我国提供核工业图纸资料,宋任穷执意要我同去庐山汇报● 在小组会上发言,表态基本同意彭总的信,肯定彭总“提出意见,精神是好的,是赤胆忠心的”● 毛主席7月23日讲话后,风云突破,很快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在八届八中全会大会上,刚一说话就被主持人打断,“不能叫万毅发言,他不老实,也不交代他的问题”● 在军委扩大会上,和邓华、洪学智、钟伟一起被揭发批判,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不得不离开军队

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时,开始我没有参加。我留在北京,在国防科委处理日常工作。当时我的职务是国防科委副主任兼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
7月中旬的一天,宋任穷同志到国防科委来找我。当时他是主管核工业的二机部部长。他告诉我,苏联以与美、英等国进行部分禁止核武器试验谈判为由,突然停止了向我国提供核工业图纸资料,从而打乱了原来的工作部署。宋任穷同志很着急。我感到这是一件大事,建议他直接去庐山,向参加庐山会议的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国防部长彭德怀等首长汇报。因为国防科委还有日常战备值班等许多事要做,我不想去庐山,但宋任穷同志执意要我一同去,我只好与他同乘一架飞机飞抵九江,然后换乘汽车上了庐山。宋任穷我们到庐山的那天是7月15日,我们先向聂帅作了汇报,聂帅又和我们一起到了彭总那里。因为7月14日,彭总刚刚给毛主席写过那封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信,所以在我们谈完工作以后,他很自然地说起给主席写信的事,讲到“大跃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听了后,认为彭总的看法符合当时的实际,并且补充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样的口号,是唯心主义的嘛!”就因为这件事,使我后来被迫在庐山会议上作了检讨,检讨文字还被印进会议文件里了。7月16日,毛主席在彭总的信上加了《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题名,并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同时决定会议讨论的时间延长,原来没有参加会议的林彪、彭真、黄克诚、薄一波、安子文等也都被召到了庐山上,宋任穷同志和我也被留下来参加会议。原来按大区编配的6个组,组长没有变动,组员改为各地区穿插编配。宋任穷同志分在第一组,担任副组长;我分在第六组,组长是欧阳钦同志,副组长是江渭清和张国华同志。庐山会议的前一段,就是我们没有参加的7月上半月的会议,各小组集中讨论学习、形势、任务等十几个问题,听说气氛比较轻松,被人们称为“神仙会”。

毛泽东在庐山

毛主席批示后,小组重新划分,参加会议的人员也增加了,预示着会议的气氛开始发生变化,但是我当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我参加小组讨论的第一天(7月17日上午),毛主席的批示和彭总的信正好发下来要大家讨论。当时多数同志还不理解毛主席要大家讨论的用意,更没有想到这会演变成一场阶级斗争的风暴。所以在17日至22日的6天讨论中,大多数人赞同彭总的一些看法,许多人还说了不少相似的事例。在我们第六组中,张国华同志讲了他爱人回江西探亲时,看到农村中出现的问题;手工业管理局局长邓洁同志讲了手工业中的一些问题。董必武和聂荣臻同志在第六组参加讨论,对彭总的信也没有提出批评。我记得,只有一位青海省委书记,不同意彭总的观点,说他们那里的小麦亩产7000多斤。7月22日上午,小组讨论已进入第六天,我在小组会上作了第一次发言。我讲到,在大跃进中“虚报浮夸的作风在滋长”,“夸大主观能动作用。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增产无限论等”,我认为这“是搞精神第一性”。我说:“对于重点与一般、多快与好省贯彻不全面,没有真正实行两条腿走路;注意重点忽视一般,注意多快忽视好省。”我还讲到:“没有认真掌握主席久已强调的‘一切经过试验’、‘由点到面’逐步发展的工作方法。有的有抢先思想,比如‘吃饭不要钱’的口号,在北戴河会议上有人提出是作为今后考虑的,但是有的就抢先实行,加上报纸一宣传,就变成较普遍的行动。放“卫星”你比我高,我想比你更高。有的口号的提出慎重考虑不够,如有的说‘粮食基本过关’,‘放开肚皮吃饭’等等。”这些话都整理到会议简报中了。在我发言中,最关键的,也是后来成为我的最主要罪状的,是这样一段话:“彭德怀同志把自己考虑到的问题提出来,对于此次会议深入讨论有推动作用;提出意见,精神是好的,是赤胆忠心的。从肯定成绩、提出问题到纠正缺点来看,基本精神都是对的。但是有的问题说得简单一些,如果再多说几句,多加分析就清楚了。”当时,我还表示基本同意彭总的信。我没有料到,就是这个表态惹了大祸。不过,我的发言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因为当时大多数人都和我的看法相似,只是没有表示基本同意彭总的信。在其他小组,讨论的情况和我们第六组差不多。不少同志都讲了一些与彭总的观点相同的看法。但是在我发言后的第二天,庐山风云突变。7月23日早晨,我们得到通知,听主席讲话。当大家来到小礼堂时,气氛还和往常一样。但是毛主席只讲了几句,就使人感到气氛变了。他的讲话是这样开头的:“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他虽然讲到“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但是,很快便把话锋转向另一种倾向。他说:“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所有右派言论都出来了。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对于“大跃进”以来出现的种种问题,毛主席说:“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想早点搞共产主义。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全说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毛主席的这段话,显然是针对彭总的信。因为彭总信中提到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毛主席越说越严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他严厉警告说:“他们重复了五六年下半年、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听到这里,我很自然地联想起两年前(1957年)毛主席发动的反右派斗争,感到十分震惊。散会以后,我走出小礼堂时,看到彭总站在门外,当毛主席走出小礼堂后,彭总立刻迎上去,贴近毛主席,恳切地说:“主席,我是你的学生,我说的不对,你可以当面批评教育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毛主席没有停下脚步,把脸一沉,甩手走开了。此时,我就站在旁边,彭总的话我听得很清楚。而林彪这时恰好站在我身旁,他手里拉着一棵小树的树枝,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看不出他是什么态度。毛主席7月23日的讲话,完全改变了会议的内容和气氛,使本来要纠正“左”的错误的庐山会议,变为一场批判以彭总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彭总一下子成为众矢之的。我因为表示过同意彭总的信,很快也成为被批判的对象。23日以后,以批彭为主要内容的小组讨论又持续了一周。8月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8月2日接着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列席人员,人数几乎相当于前一个会议的两倍。毛主席在会议开始时作了长篇讲话。他说明会议议题有两个:一是修改1959年生产指标,这个问题比较简单;二是路线问题。这是此次中央全会的主题。他说:“上庐山后,有部分人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说不敢讲话,有压力。当时摸不着头脑,不知所说的不民主是什么事,前半个月是‘神仙会’,没有紧张局势。后来才了解,有些人所以觉得没有自由,是认为松松垮垮不过瘾。他们要求一种紧张局势,要求有批评总路线的自由,就是要攻击总路线,破坏总路线,以批评去年为主,也批评今年的工作。说去年的工作都做坏了。五七年不是有人要求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嘛?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说过,危险无非是:一、世界大战;二、党内分裂;当时还没有明显的迹象。现在有这种迹象了。”毛主席讲的这些话,把彭总的问题上升到分裂党的路线斗争高度。按照这个调子,各小组分别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进行了严厉批判。批判的内容已经不只是彭德怀的那封信,而是任意引发延伸开去。一方面是清算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几十年来在党内历次斗争中所犯的“路线错误”;另一方面是追查所谓“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和对那些在前段会议期间发表过“错误”言论的人进行揭发、批判。我就是被批判对象中的一个。在8月7日的小组会上,我被迫作了违心的检查。但是在回答关于与彭德怀的关系问题时,我还是实事求是地作了说明。我说:“我与彭德怀同志的来往,除工作外,没有单独在年节到他家去过。因谈工作,在他家吃过一次饭。1955年出国代表团我是顾问,朱可夫送他的和平牌收音机,我向他要,他给了我。如果说有物质上的拉拢,也只有这个,但是是我主动要的。”
在八届八中全会大会上,我作为中共中央的一名候补委员,争取到一个发言的机会,想解释一下我在小组会上的那个发言。可是我刚一开口,那天主持会议的某西南大区领导就打断我的话说:“不能叫万毅发言,他不老实,也不交代他的问题。”我只好坐下了。坐在旁边的薄一波同志,可能觉得该领导的话过于生硬,便说:“万毅同志,回去到军委会上讲吧!”
当时,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破坏的迹象已十分明显。8月16日,八中全会闭幕的那天,当通过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时,会场上的气氛异常紧张,真是万马齐喑,鸦雀无声,毛主席念完决议后,问有没有不同意见,没有人讲话,也没有让大家举手,就宣布决议通过了。八届八中全会8月16日在庐山结束,我与彭总乘一架飞机离开庐山,先在济南停了一下,19日回到北京时,以贯彻庐山会议精神为主旨的军委扩大会议,已在前一天开始。参加这次会议的有1000余人,规模是空前的。各大军区的全部领导(只留一人值班),各野战军、各省军区的军政主官都来了;全军师以上单位也各派两名正职干部参加。会议用10天时间,传达学习庐山会议文件以后,把原来的15个小组编成两个规模很大的综合小组。第一综合小组,有170多人(还不包括一些列席人员),光组长、副组长就有十几位,负责揭发批判彭德怀。第二综合小组负责揭发批判黄克诚。在举行军委扩大会议的同时,在北京还召开了揭发批判张闻天的外事工作会议。湖南省委则开会批判周小舟。军委扩大会议由接替彭总国防部长职务的林彪主持。会议对彭德怀、黄克诚的批判,从庐山会议一直延伸到炮击金门、高饶事件、抗美援朝、保卫延安、百团大战、长征途中……按照8月11日毛主席在八中全会讲话中定的调子,彭总被批成三十几年阶级立场没有改变,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就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格投机革命的。而且还耸人听闻、无中生有地给彭总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军委扩大会开到9月5日,又分成几个小组,分别对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四人进行揭发批判。邓华曾接替彭德怀担任志愿军司令员,当时担任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有人说邓华与彭德怀关系密切,从而成了被批判对象。洪学智是接替黄克诚任总后勤部部长的,因为他与彭、黄关系密切,对彭、黄的揭发又很少,也成了批判对象。当时担任北京军区参谋长的钟伟,则被扣上包庇黄克诚的罪名。对我的揭发批判,也向纵深发展了。最可笑的是,有人揭发我在西安事变时,把东北军内共产党员的名单,交给了东北军120师师长赵毅。西安事变时我还没有入党,怎么会有共产党员的名单!当时赵毅还活着,也完全可以证明此事。9月11日下午,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林彪在会上宣布了撤销我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但是,批判并未结束,军委扩大会后,又召开了有国防科委和装备计划部全体干部和总参、总后等有关单位代表共220人参加的批判斗争万毅的大会,持续了25天。最后给我作的结论是:“犯了反对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错误”,“是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相当重要的成员之一”,“是彭、黄反党集团篡夺国防新技术的主要工具”,是“十足的伪君子阴谋家、两面派”、“严重的教条主义者”。1960年4月13日,我被迫离开部队,到陕西省担任省建委副主任,半年后又改任林业厅副厅长。一去8年。邓华,洪学智和钟伟同志也都被撤了职。邓华被贬到四川省任副省长;洪学智被贬到吉林省任机械工业局局长。我因彭、黄而受株连,国防科委和装备计划部的一些同志又因我而受株连,有的被撤职、有的被迫转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我再次遭到迫害。从1967年11月被监护,我在1959年患上的青光眼,在被监禁的头四年,一直不给任何治疗,因而迅速恶化,1969年左眼失去视力,1973年被放出时,右眼的视力也只剩下0.08。1977年党的十一大之后,我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担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看到我的信后,写了:“既无政治历史问题,就应作恰当安置,他过去有贡献”的指示。从此,我才得到适当安置,同年10月,我被任命为总后勤部顾问。但是我的冤案,直到1979年10月才得到彻底平反。1959年那场斗争,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致使“左”的错误继续蔓延,并造成了“文化大革命”极其严重的后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后,如果我们切实记取这一历史教训,不断加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制度建设,我相信,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一定会长治久安、日益兴旺发达。(李维民整理)【延伸阅读一】万毅:没想到我在七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来源:漫步史书 1945年4月23日,也就是在抗战即将胜利前的几个月,延安迎来了一场盛大的喜事。延河边上无数支队伍,有的骑着马、有的步行,正在急匆匆的赶过来,并且还笑容满面的跟岸边的陕北老乡打招呼,老乡们也都笑着跟来人打招呼:“毛主席招呼开会哩!”“是啊,开会哩!”队伍中有人高声回应着。老乡口中的“会”,是即将在延安杨家岭举行的中共七大,因为这天下午是大会的开幕式,预定出席大会的代表共755人,其中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全党121万名党员。出席大会的人员也开创了过去开党代会的历史记录。应该说为了开这次会,党中央做了很多准备。中共六大召开是在1928年,与七大间隔时间长达十多年,尽管期间有无数次准备,却始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得不推迟。

毫无疑问,从我们后来人的角度去看,中共七大不仅仅是一次成功的会议,也有不少的创新。

七大上一个最重要的议程就是选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为了充分发扬民主,大会甚至推迟了选举日期。选举阶段,是七大会议争论最激烈的阶段,有可能你提出的人选,别人不赞同,而别人提出的人选,你又不赞同,是以各方各执一词,争论不止。更为关键的是,此次大会还有一个特别的壮举:“自己可以选自己!”也正因为这一开放包容的氛围,出席会议的十九个解放区八个代表团通过商量,提出了一个多达几百人的候选名单。后来这份几百人的名单被提交到大会上,逐个讨论,经过几个回合的交流,慢慢聚焦到名单上的几个名字。

当然,也因为各方意见不同,难免有些纷争。

比如在选举前,有人指出名单中来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代表比较多,对陕北根据地照顾不够,毛主席充分采纳了这一意见,李井泉和陈光就是这一时被拿出名单。李井泉毫不犹豫的表示遵照中央决定,唯独陈光有些想不通,他是老资格,土地革命时期就是师长,抗战时期又担任过115师代师长,因为被拿出名单,他有些想不通,气得当天连晚饭也没有吃:“毛主席,我什么地方对不起你啊。”当然,最有争议的还是王明,在选举之前,是毛主席坚持要把他放在名单里面的,否则要经过众人讨论,王明肯定第一个就被拿下来了。毛主席反复做大家的工作:“一个队伍里头,人们的思想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经常是不整齐的。但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有好的态度。家庭里是很少有开除家籍的事情的。阿Q到底姓什么虽不清楚,但也没有听说他曾被开除家籍。”毛主席、任弼时带头投了王明一票,使得许多人相同了其中关键,才将王明选上去,但也有人自始至终不愿意投王明,甚至于持有两个观点的不同的人还为此横眉冷对。不过,有个很遗憾的事情,就是王稼祥意外落选,毛主席深为惋惜,他认为王稼祥主要是因为生病没有出席会议,才导致选票上不够。毛主席后来还对人说,接下来要选举中央候补委员,他要在会上主要讲讲王稼祥的功劳。

故事讲到这里,还有个点值得一提,就是不出席大会党员,也可以作为被选举的对象。

像董必武,董必武是大后方代表团的代表,原定是要出席会议的,但在会议期间,正值联合国召开大会,董必武作为共产党员的代表,随同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中共领导人第一次以正式和公开身份在国际舞台亮相。另外还有曾出席一大的陈谭秋,也在七大上当选委员,他之所以没有出席七大,则是因为那时他已经牺牲在新疆,一同牺牲的还有毛主席的弟弟毛泽民。

1945年6月10日下午,大会选举中央候补委员。

得票呼声最高的无疑属陈赓,他革命资历最老,人也很活泼,所以许多人都很喜欢他。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候补委员的选举是差额选举,选举过程中,如果有代表不赞同某个候选人,就可以在他的名字后面画×,另外在写上一个自己认为合格的候选人。

晋冀鲁豫代表团的王从吾没在候选人里面,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是唯一一个不在候选人当中而当选的。

另外,在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33人中,万毅无疑是最特殊的那一个。

万毅不是土地革命是参军的老红军,他原来是东北军,曾深得张学良将军的信任,“九一八”事变后,万毅主张抗战,驳斥国民党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受到了国民党当局以及一部分反动军官的嫉恨。

蒋介石曾当着张学良的面指出:

“你有个团长(指万毅)很反动!”

张学良不漏声色的表示:

“委员长,我去处理!”

可事后张学良并没有派人逮捕万毅,反而还暗中保护起来。

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因送蒋介石回南京遭到扣押,东北军随后也被分化打击,万毅更是遭到东北军一批反动军官的针对。

也因对国民党当局失望透顶,加上在西安事变歉受到中共党组织影响,万毅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3月,万毅带领部队进驻连云港期间,中共长江局秘密派遣了一批从高密撤出的抗日游击队80余人安插至该团,成立党的工作委员会,经张文海、谷牧介绍,万毅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过,因为万毅所处环境比较特殊,中央特批他可以不参加党组织生活。

自此以后,万毅在所在团发展入党积极分子,宣传抗战的同时,也吸收一批有志向的青年入党,当时万毅所在的东北军第112师第334旅第667团在各营都建立起了党组织。

万毅后来在东北军中,协同爱国将军常恩多,参与并领导了驱逐反动军长缪澄流“九·二二”锄奸运动。

也因为这个缘故,万毅不幸于1941年2月17日被宰东北军中的反动分子逮捕,之后他在法庭上义正言辞,驳斥国民党当局扣在他头上的罪名,至1942年8月,蒋介石欲杀他之际,万毅从牢狱中逃出。

万毅逃出监狱后,不久即赶赴我滨海根据地,并根据山东分局指示,返回东北军组织领导、改造脱离脱离反动派控制的第111师官兵,任新111师副师长,常恩多病逝后,万毅任师长。

至1944年10月20日,根据山东军区指示,新111师改编为八路军滨海支队,万毅任支队司令员,而滨海支队后来也成为名扬天下的四野38军的一部分。

万毅自己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在七大上被列入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后来还顺利当选,相比于一同当选的黄克诚、谭政、粟裕、王震、宋任穷等等,他入党时间太晚。

不少资料甚至信誓旦旦的称万毅出席了七大会议。

这里要做一个澄清,万毅其实没有出席七大,出席七大会议的是吕正操,同样是出身于东北军,吕正操是以晋绥军区的代表到的延安,出席了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七大的筹备会),并在延安得到了毛主席接见。

值得一提的是,吕正操也在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而万毅的得票数,甚至还要超过吕正操,排在罗瑞卿、张宗逊、陈赓、萧劲光前面。

七大召开时,正担任山东军区滨海军区副司令员的万毅还在山东前线,因为战争年代消息不通,万毅并不知道七大上的情况。

万毅时隔多年后再自己的回忆录里详细的说明了自己得知这一消息的情况。

中共七大是1945年6月闭幕,万毅当时正在前线同国民党顽军作战,经过一个半月的作战,消灭了顽军张步云的两个旅,张步云率部龟缩在诸城不敢轻易出动。

也就是在七月某天,战斗结束后,万毅同梁兴初(时任滨海军区一分区司令员)坐在一户农家院里吃饭,偶然看到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上刊登了七大胜利闭幕的消息,上面还刊载了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的名单。

梁兴初看报纸看的津津有味,看见后面还附着名单,于是一个一个念起来。

有意思的是,因为印刷水平不过关,报纸上把“万毅”的名字写成了“万镊”,梁兴初读到这个名字后,还兴奋的拿给万毅看,还开玩笑似的打趣道:

“老万,你看中央委员里还有姓万的,你好好干,也是大有希望的!”

站在万毅角度,他自然是希望名列其中,不过他当时只是觉得,梁兴初在开玩笑,浑然没在意。

更让两人没想到的是,这件事还有下文。

1945年9月后,《大众日报》上刊登了“更正启事”,里面提到了“万镊”是“万毅”之误,并向“万毅”同志致敬。万毅这才知道,自己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要知道这可是件了不得的事,毕竟中央委员连同候补委员总共也就77人,代表全国120万党员,万里挑一也不为过。

不久之后,组织上正式传达命令,宣布了万毅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消息,滨海支队还特意举行了庆祝会。

对在七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万毅心情自是不用说,他一个出身旧军队的人,入党时间也只有几年,虽然对革命是有那么一点贡献,但即便是有贡献,那也是在党的领导下才有的。

“我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只能说明是党对自己的信任,是党对这支部队的信任和寄予的期望。我只有更加努力学习,增强党性,继续完成好党所交给的各项任务,才能不辜负党的培养和期许。”

【延伸阅读二】

万毅战斗轶事

1944年11月23日,伪军李永平部进攻万毅部(万毅时任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

万毅亲自观察弹着点,指令重机枪射击。突然一颗子弹飞来,从万毅的右腮打进,左腮穿出,顿时血流满面。

万毅被转送到滨海支队后方。随行医生缺少药品,束手无策,担心会感染破伤风。

得知消息的罗荣桓,急忙派骑兵星夜赶路百余里,送来了一支极为珍贵的破伤风血清,又派罗生特医生越过封锁线,赶来为万毅检查伤情,进行治疗。

罗生特检查后,对万毅说:

“万毅同志,请放心,你的伤很快就会好的。

但你被打掉的七颗半牙的牙根要一一拔掉,再装上假牙。不会妨碍你吃饭,也不会影响你的容貌。

相反,你会变得比以前更加漂亮,因为你的脸上会出现因这次负伤而产生的一对酒窝。”

一席话,把在场的人都逗乐了。由此,万毅又有了“酒窝将军”的美称。

【延伸阅读三】

刘少奇当众批评彭德怀

文 / 刘  源1942年9月底,父亲到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太岳等地区。9 月21 日,毛泽东电示:“对华北工作加以考察”并附材料。父亲熟悉华北,深入考察,肯定了大局主流加以鼓励后,批评了彭总(彭德怀代理北方局书记,书记杨尚昆已调回延安)。主要是指,兵最多、人最强、军地条件最好、群众基础最厚,各方面发展却没有许多地方大;彭偏重军队,轻视其他,主观自负等。看着刘当众批评,彭却微笑着给刘倒茶水,大家都很吃惊。彭总脾气大是有名的,谁都敢顶敢骂,没见过挨批还这样和气的。刘少奇与彭德怀,俩湖南伢子从青壮年起,都敢作敢为、实话实说、坚毅执着、平强扶弱,不露温情却内心如火。按时下话,哥儿俩肝胆相照、关系更坦诚率真,更平易随性。彭对刘也发脾气,但每次或被刘严肃理智地说服,或证明彭有误,有时几句话就噎住没词“断片儿”了,所以越吵越少,甚至听着严厉批评,彭也成了“好脾气”。除了刘,还有一位高岗,对彭是你粗我更粗,开口即骂,见面即骂,骂了笑,笑着骂,骂了夸,夸着骂,彭只得笑笑“没脾气”。据说,一次彭总骂“高麻子”,高回骂了一句,彭被逗笑了,以后经常用以自嘲:我的坏脾气,是“高山顶上(高的原话是‘高岗头上’)倒马桶,臭名远扬”。这在党内高层已见怪不怪,彭总恰恰与这两位“不对脾气”的人交好,传为笑谈。1953 年5 月7日,刘少奇、王光美和彭德怀、浦安修在中南海瀛台散步攀比行伍缘分,彭伯伯入湘军当兵那年,父亲高中讲武堂,同年兵龄;彭1922年也入湖南讲武堂,刘是早六年的学长。长征时刘与彭共事几个月,以后就“争吵”游击战争。因北方局与八路军总部驻同地,袍泽故旧,密切并肩,合作无间。一个严肃、稳健、智慧,一个严厉、暴烈、机敏。杨尚昆叔叔有段回忆,认为这次路过,父亲批评彭伯伯过严过苛、不平不公,说俩湖南老倌,倔起来拍了桌子。我还听许多当事的老人们讲:刘批评后,彭犟起来,一头扎进地方党政,像打硬仗狠抓猛冲,深入调研仔细倾听,民主讨论群策群力。彭总脾气没改,工作力度和方式大变,强将手下本就无弱兵,又为大将军憋着一股劲,像杨尚昆那般感同身受、齐心协力,推举各项工作报捷!正应了孔老夫子说的:有过“更也,人皆仰之”!我琢磨着,父亲或许做对了?可能是过于严苛,但至少他是为公,何况效果奇佳!后人有戏言,父亲是用“激将法”来“激”老帅。在我看来未必。因为刘少奇一贯认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同志间的互相批评,也是党的自我批评,如同党批评自己。严肃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闻过则喜,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听我外公说,日本有本小册子,将毛泽东比作刘邦(不是刘备)、曹操,刘少奇是“小诸葛”,彭德怀是“猛张飞”。彭敬刘,修养楷模、雄才慎行、俊杰非凡,有难必定先商;刘敬彭,赤胆忠心、战功彪炳、英雄自别,无不牵肠挂肚。总之,他俩是同志式的敞开心怀、直抒胸臆,和而不同。出兵朝鲜前,毛主席见彭谈话不长,刘与彭却忙里拨冗、长叙短晤不隔日。彭回国后,在中南海与刘、朱、杨邻居,像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时那样,在一个饭厅用餐,如果愿意,一天数见。“高饶事件”时,众人担心“彭大将军”会“横刀立马”,毛泽东甚至让人传话警告,刘少奇却泰然自若。1955年9月27日晚,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院,刘少奇主持举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授勋酒会。刘少奇(右)向彭德怀元帅祝酒1959年上庐山时,列车同行、共辇倾诉。我母亲回忆,在车上彭总谈了意见、说过气话,还是相当克制的。看见父亲再三叮咛彭帅不要多讲话。毛主席要父亲主持批判会,刘一直压制众口喧噪,甚至声色俱厉喝止对彭动粗。三十年间似反掌,朱老总脱口一句:“谁能想到,当年我们在一口锅里吃过饭呐!”至今让人心碎!庐山会议会上会后的一段时间里,父亲几乎天天同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谈话,有一次在中南海西楼饭厅,我低头侧目亲眼见,隔着屏风偷耳听,恍如昨日。要说彭德怀与谁最和好、关系最正当,我敢说一定是与我父亲。但有个前提,即使从本书看,诸公也会认同:除了维护大局、严守政治规矩这些共同的基本准则外,毛刘交往之深厚密切,相契相合,恐怕在党内无人可望其项背,更非毛彭、刘彭关系可企及。今天,毛伯伯、彭伯伯、我父亲,仨湖南老伯老爹,已居天际间,千唤不一回。我说的这些,凿凿镌刻,历历在史,自是人生长悔水长东,“休言万事转头空”。

——摘自《梦回万里 卫黄保华:漫忆父亲刘少奇与国防、军事、军队》,刘源著,人民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朱自奋。原载:文汇

【延伸阅读四】

田家英激愤:庐山会议时李XX等极左派在主席那里捣乱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曾自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各部门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由第一书记挂帅,纷纷组织了读书小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也先后组织了自己的读书小组。毛泽东的读书小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和我的父亲田家英参加。陈伯达和田家英当时是毛泽东的秘书;胡绳当时是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副主编;邓力群当时是《红旗》杂志常务编委。四个人都是党内的秀才。谈到这,我母亲和胡老回顾起在这次读书活动之前刚刚开过的庐山会议。母亲说:会议前期,家英、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等人因起草《会议纪要》时议论了许多“大跃进”出现问题的要害所在,话说得很尖锐,又因彭德怀上书后他们同情支持了彭德怀,会议后期,被主席批评为“动摇派”,划进“离右派只有三十里远”的人里去了。当时他们几个压力很大,尤其是乔木和陈伯达。家英除了压力还有激愤,认为会议从纠“左”转舵批右,是李井泉、柯庆施等几个思想“极左”的人在主席那捣的乱。最终还是主席出面,对秀才们下了免战牌,保护和原谅了他们。但经过这次庐山会议,政治的复杂性和阴暗面,使家英内心蒙上了深深的阴影。他和我说,搞政治太危险了,他为自己的力不从心感到悲哀,为全党失去了一次纠“左”的机会感到失望。“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就是他当时心情的写照。但就在这年年底,主席又叫家英参加读书活动了,他是高兴和兴奋的,感到主席还是信任他的,又可以发挥作用干些事情了。胡老说:毛主席在庐山会议时就说过“秀才是我们的人”的话。杭州读书,主席又找了家英和陈伯达,更说明主席原谅了他们。乔木同志庐山会议之后因病休养了,不然他一定会参加这次读书的。顺便说一下,毛主席在1958年11月9日信中提到的“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恐怕指的就是陈伯达。因为陈伯达在1958年“大跃进”中主张废止商品流通,人民公社全部立即废止集体所有制,实行全民所有制,遭到毛主席严厉的批评。但这时候,主席还是把他找来一起读书了。那次毛主席住在杭州汪庄别墅,每天下午乘车去南屏参加读书会。读书活动大部分都是在杭州南屏的丁家山。丁家山是一很小的山,山上有屋数间,据说康有为曾经住过。毛主席好像颇喜欢在此处盘桓,很喜欢丁家山的房子,有时候就在那读。有时候在山上大家看他稍微休息一下,坐一坐就下山,到游泳池读。读书一般都是从下午4点钟读到8点多钟,8点半吃饭。吃饭大都在游泳池,主席准备了简单的晚饭,和大家一起吃。只有12月30日,下午6点钟起,读到10点钟,读了四个钟头,共读了二十页,是读得最多的一天。12月26日是主席的生日,读书会没有停止,下午照旧读书。这天晚饭不是平日简单的饭了,浙江省委江华书记特意为主席准备了两桌菜。那天吃饭的除四个秀才外,还有主席的秘书林克、江华和夫人吴仲廉。晚宴将开始时,毛主席拿出新近写的两首诗,诗已印成小册子,分别赠给大家作纪念。两首诗是:

七律《读报》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托洛茨基到远东,不和不战逞英雄。列宁竟撇头颅后,叶督该拘大鹫峰。敢向邻居试螳臂,只缘自己是狂蜂。人人尽说西方好,独惜神州出蠢虫。

七律《改鲁迅诗》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曾惊秋肃临天下,竟遣春温上舌端。

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高官。

喜攀飞翼通身暖,苦坠空云半截寒。

悚听自吹皆圣绩,起看敌焰正阑干。

附鲁迅诗:

亥年残秋偶作

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

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

老妇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

悚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这里说明一下,毛泽东1959年11月至12月写了四首“读报诗”,都是七律,属近体诗,内容都是批判修正主义的。几首“读报诗”均没有公开发表。毛泽东是诗人,面对中苏论战和国际上的分歧,借诗言志,读报后随兴偶成,并不是都愿意发表或都真正把它当诗来写的。生日晚宴的饭肴不很丰盛,但味道精美。席间,主席不时地站起来请大家吃东西,喝酒,讲笑话,说天南海北的故事。当大家给主席敬酒时,他总是举着酒杯亲切地说:“谢谢,谢谢!祝大家身体健康。”这真是一次愉快的晚宴。 那么读书小组是怎样读书的呢?胡老回忆说,我们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采用了主席提议的“三人五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的办法,大家边读边议,逐章逐节地学习讨论。那时真是一章一节地读,大家坐在一起,由一个人读原书,一般是由田家英读,有时也由我来读。读一段,大家就议论一下,主要是毛主席发议论,但是他要求大家都要讲讲话。一般读得不多,每天大概读十几页。读书时,秀才们当然都很愿意听主席发表意见,而且都很愿意想法把它记下来。但是大家也知道,毛主席在跟人谈话时,非常不高兴人家当面记他的话。胡老说:如果我们几个人在一起,他谈话,大家都埋头记,那非给他骂不可。有一次就是这样,主席看我们在记,说怎么你们都不跟我谈话,都在记我的讲话。于是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邓力群坐在边上一个人记,我们大家读,当然主要是毛主席讲,有时我们也插点话。当时没有录音设备,毛主席讲了很多,也不可能全部记下来。后来留下来的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教科书)》谈话要点,就是根据邓力群当时的记录整理出来的。1960年1月初,读书小组的人都随毛主席到上海去了,因为要开上海会议。在上海主席就住在火车上。大家都在火车上,读过一两次,因为开会就没再读。最后几十页是在广州读完的。我母亲告诉胡老,她看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办的刊物《党的文献》将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连载了六期,有五万字之多。谈话所及,有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关于民主革命,有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流通、积累和消费问题,有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还有对一些历史人物和著作的评价,方方面面,内容丰富。但因都是主席在读书时的插话,毕竟不系统。胡老作为这次读书活动的亲历者,现在看,毛泽东当年是怎样看待苏联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那次读书活动给人留下最深的印象又是什么呢?胡老感慨地说:“大跃进”的挫折使毛主席忧心忡忡啊。他深感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认识不足。当时我们是把这本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看作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总结。建设社会主义收到一定成绩的当时只有苏联一个国家,所以十分重视他们的经验。但给我们参加读书会的同志印象很深的是,主席对待苏联的经验,采取了分析研究的态度。毛主席一开始就说,“我们要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其中包括对苏联经验的迷信。”读书时,常常听主席讲,苏联这点是对的,这点不大对,这点是错误的。毛主席特别注意根据中国的情况、中国的实践,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来读书。1958年的“大跃进”,可以说是我们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个初步的试验。主席一边读书,一边不断地考虑研究已经得到的经验,思索一些问题。现在来看,当时他提出的许多问题有不少是正确的。比如要重视农业,重视轻工业。他说,苏联不重视农业,所以农业没搞好;苏联的轻工业、消费品工业没搞好,这是很大的缺点,是不对的。这些意见显然是正确的。他还认为,社会主义还有商品交换,不应该也不可能废除商品交换,还应该重视价值规律。这些意见现在看来也是完全正确的。当然,我们现在不能把毛主席当时的意见看作是已作出的最后的结论,只能说是他根据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进行的一种思考,是他在进行探索过程中的思想的浪花。跟随主席读书,给人印象深的还有一点,就是他反复强调:“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是不大可能的。他反复强调:“认识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这大概是“大跃进”的挫折和庐山会议之后给毛泽东带来的沉痛和反思吧。读书中,毛主席还谈了许多涉及哲学领域的话题。记得家英读到哲学部分,主席说:“哲学是为政治服务的,无产阶级哲学的发展是这样,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也是这样。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还说:“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任何东西都不能看成永恒的。”有关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的相关记忆完成了,可以给老友交账了。然而,望着眼前的这张老照片,我的心绪却久久不能释然。时光流逝,照片上的人们大都已先后离去了,那里有我亲爱的父亲,有我们年轻的那个年代人们信仰崇拜的领袖,有我小的时候叫伯伯的几位熟悉的面孔。当年人们的许多做法,今天来看似乎有些不太现实,亦或受到许多局限。但我还是想说,曾经在那个年代,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敢于挑战苦难,敢于打破迷信,敢于承担责任,为了寻找中国的富强之路,不屈不挠地苦苦求索,他们的精神,永远是可贵的。互为备份    各有内容

情怀守望⬇️读者至上


END(点击蓝字即可浏览)
武大教授:当前十大怪现象冯骥才:一桩千古罕闻的奇案何兵:官员是否应该公开财产?周同宾:饥饿中,人心比铁硬,人情比纸薄一位县委书记眼中的官场:无能的愁死,胆小的吓死,想不开的冤死


不“解”之缘

一“点”不远


素材来源官方媒体/网络新闻
继续滑动看下一个
千山老余
向上滑动看下一个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